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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权利保护的误区
2006年6月8日

 作者:黄龙    广合律师事务所 

 ——滥用权利也会构成犯罪
       2000年8月戴某来到深圳打工,受聘于康贝斯公司并任办公室文员。今年6月13日晚,戴某因外出看电视至凌晨才回厂,受到厂保安的警告,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6月15日早上7时许,公司的台籍领导黄某突然带着保安来到厂区生活区,以违反厂规为由,要赶戴某及其他20余人搬离生活区,并要求他们到生产区排队站立1个多小时,逐一写检讨书后离开厂区。6月25日戴某回厂拿生活用品时看见一则通告,上面列了一大串被炒鱿鱼的员工名单,其中也有他的名字。第二天,戴某即给公司领导黄某去了一封信,要求公司补发他轮休期间的工资及伙食补贴,及被强行赶出宿舍所受的人格侮辱赔偿费8万元。信中特别提出“如果在6月29日前没有通知解决处理方法,我就会去劳动部门投诉,并去海关检举公司违反海关法”。公司对戴某的来信没有回复。7月2日,戴某到坪地劳动站投诉康贝斯公司违反《劳动法》。后戴某接到公司负责人的电话,说愿意给钱,并约定到厂门口取款,戴某一进厂门口,即被警察抓住,并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为由拘留至今。据康贝斯公司代理总经理池先生称,公司收到“敲诈信”后,本想给戴某2万元现金了事,让他别再去投诉,但戴某一定坚持要8万元。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报警。公安机关事后将戴某“敲诈勒索”一案移交给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过调查后认定,戴某的“敲诈勒索罪”不成立,下发了“不予批捕书”。龙岗区公安分局就此提出复议,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再次认定并下发了“不予逮捕通知书”,戴某才被释放。关于此案,一些律师支持检察院的观点与做法,认为戴某的行为不构犯罪,理由是:戴某始终是通过正当途径索回他认为属于自己的工资和损失,尽管标的额8万元可能超过他实际应得部分,那只能说是其认知和计算上的错误,这与“敲诈勒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况且戴某要求公司赔偿工资损失及准备举报公司违反《海关法》,其实是依法通过正当途径反映自身遇到和了解的问题。(详见2001年9月1日《南方都市报》:《索赔过高还是勒索敲诈?》及相关报道)
  笔者认为,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戴某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公安机关依法将其拘留是并提请逮捕是完全正确的,主要理由是:
  (一)从客观方面看,戴某主张权利时采用了敲诈勒索的手段,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固然以行为具有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为前提。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往往是利用一些违法事由或他人隐私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戴某以不满足其权利要求即向海关举报公司违法海关法,在客观上实施了对特定当事人的威胁、要挟行为并有达到逼使当事人交出财物并实现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与一般的敲诈勒索案不同,本案存在着戴某主张合法权益的事实,同时夹杂着民事纠纷与违法犯罪问题。但戴某合法权益的存在并会不影响其敲诈勒索行为的成立,因为不同性质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可以分离并分别定性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形下,一些合法事由和合法方式也会成为敲诈勒索的手段。当合法事由或合法方式与违法目的和非法行为结合起来时,与利用不法事由进行敲诈勒索的实际功用与社会危害程度是完全一样的。事实上,我国刑法及刑法原理从未将合法事由与合法方式从敲诈勒索手段中加以排除。
  (二)从索要财物或金钱的数量上看,戴某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按照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求及其立法精神,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而且这些公私财物还要求是属于他人的财物并把行为人的应得利益加以排除。从本案看,戴某索要财物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其应得利益的范围。而这些超出应得权利以外的巨大利益,戴某根本无法以任何合法手段获得。以认知和计算错误解释戴某的利益要求的合法性,只会不适当开脱戴某的犯罪行为。在本案中,索要的利益的不法性是戴某构成犯罪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应当说,戴某向康贝斯公司主张自己的权益是有法律依据的,但由于其权利主张超越了法律许可的范围,这是导致其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假设戴某索要的利益在其应得利益价值范围之内,尽管其行为方式方法有不法不当之处,都不宜以敲诈勒索论。支持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与法律依据是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及其立法精神。
  (三)从行使权利的方式上看,戴某的行为具有违法犯罪性质。其一,戴某把举报与否作为权利要求的先决条件。如果举报在先,主张权利在后,则不属敲诈勒索;其二,戴某行使权利的方式方法不当。即使戴某有更高的权利要求或主张,如果行使权利的方式正当合法(如向劳动管理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等),也不会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当然,如果没有威胁要挟等不法行为,权利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义务人主张;其三,戴某滥用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检举权。康贝斯公司存在走私等违法犯罪方面的问题,任何公民依法都有权向海关或有关司法机关举报。问题是,戴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直接利用了其掌握的一些违法经营情况(是否属实尚不清楚)对康贝斯公司进行了威胁要挟。这种权利行使方式,使戴某行使权利的行为与非法利益的取得产生了因果关系,从而使戴某的权利主张与权利行使行为丧失了合法性质。以违法对付违法或维护自己的权利,历来是为法律严格禁止的。在特定情形下,滥用权利也会构成犯罪。
  由此看来,一些律师提出戴某的行为没有敲诈勒索的目而否决其犯罪成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公民法律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但种种权利保护误区的出现,则反映了公民法律意识的薄弱环节与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尚有待提高的客观现实。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戴某一案的事情发生。一些受害人被坑、被骗或有关人身权利被侵害后,不是依照法律规定的途径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而达到保护自己权利的目的,而是以牙还牙,采取各种不法措施或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更甚者,利用对方行为违法并担心受到法律追究的心理,进行要挟胁迫,索取更大的非法利益,最终却使自己从受害人的角色沦变为违法犯罪者。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民事纠纷之所以会转化或上升为刑事犯罪,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当事人滥用权利的结果。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权利不能绝对化,不能不适当扩大化,权利的行使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方式、方法和范围进行,这是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滥用权利不仅是法律不允许的,而且也是违法的。滥用权利会出现如下不良后果:影响权利实现、权利被剥夺、权利受到限制、造成法律问题复杂化、引发法律责任甚至使行为构成违法犯罪等等。戴某一案告诉人们:依法行使权利、善于行使权利与依法获取权利同样重要。
  (作者系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学副教授,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文载2001年9月14日《人民法院报》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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