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精选
· 一个劳动者不能有双重的劳动关系吗 ..
· 为清白而战!
· 周涛贩卖毒品案辩护纪实
· 我国首例遇难“驴友”家属状告“驴 ..
· 黄九华 符立邵代理轰动全国的捐赠 ..
· 性贿赂是否构成犯罪
· 性贿赂是否构成犯罪
· 不小心碰到高压线被击伤致残,获7 ..
 站内搜索:
关 键 字:
搜索范围:
联系我们
地址:广西南宁市五象大道399号龙光国际2号楼29楼全层
邮编:530028
邮箱:gxgh5516950@163.com
电话:0771-5516950、5516951、5516952
传真:0771-3196911
我国台湾地区《企业并购法》的发展与借鉴
2008年2月2日

我国台湾地区《企业并购法》的发展与借鉴

史建三 贺大伟*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并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资本流动和产业重组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正在成为我国经济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产权制度改革、国企改制、民企发展的主要法宝和利器。然而,企业并购从来不只是经济学领域的专利品,市场化的并购行为同样离不开公正、完备的法律的规范。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和立法探索,我国的并购法律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到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从条块分割到渐成体系这一初步目标。然而,与国外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并购市场及其配套法律相比,我国的并购立法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大部分的并购法规和政策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效力级别较低,缺乏统一规定,并且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与市场化走向不相适应的条款。因此,在我国并购浪潮刚刚兴起的今天,借鉴国外及国内港澳台地区并购立法的经验教训,无疑对我国今后科学地制定并购法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本文尝试对我国台湾地区《企业并购法》进行解读,以期能够得出若干有意义的见解。
一、我国台湾地区《企业并购法》的发展与评价
我国台湾地区规范企业并购活动的法律法规较为齐全,形成了以《公司法》(2005年6月第十二次修正)、《企业并购法》为主,以《证券交易法》(2005年5月第十次修正)、《金融机构合并法》(2000年12月发布)、《金融控股公司法》(2005年5月第三次修正)、《公平交易法》(2002年2月第三次修正)、《劳动基准法》(2002年12月第六次修正)、《促进产业升级条例》(2005年2月第七次修正)、《外国人投资条例》(1997年11月第十次修正)等众多法律法令为辅的并购法律体系。其中,《公司法》对企业并购进行了总体性规定,而《企业并购法》则是规范企业并购的专项法律。《企业并购法》发布并实施于2002年2月,由台湾“经建会”委托台湾理律法律事务所起草,因同时公布的法案包括《证券交易法》修正草案与《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故称为“企业并购三法”。《企业并购法》实施后不久,台湾“经济部”对其中21个条文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企业并购法》于2004年5月正式施行。
(一)立法背景
以《企业并购法》为代表的台湾并购法制之所以较为发达,是岛内经济发展使然。除了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并购所具备的一般动因外,台湾的企业并购及其立法尚具有独特的发展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台湾经济体制的转型期。随着台湾政治“解严”的启动,经济上的“解严”也开始实施,岛内经济管理体制逐步从管制经济走向自由经济,尤其是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三化”政策的推行和外汇管制的解除,有力地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1]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岛内市场竞争体制得到了强化,对外开放力度扩大,80年代中后期外商投资在台湾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全球第五次并购潮流的影响下,外资并购台湾企业,以及岛内企业相互并购逐渐多了起来,大约在1990年以后,岛内的并购活动走向活跃。同时,由于台湾的经济环境在市场规模、资源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限制,因此,投资岛外成为台湾多数企业寻求发展的重要途径。产业升级的压力、跨国公司的竞争、寻求技术的渴望、进入国际市场的梦想,共同促成了台湾企业岛内外投资热潮的兴起,而并购在短时期内所显现的规模效应,则成为投资者的必然选择。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台湾岛内外的企业并购案件逐年增多。根据“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资料显示,1992年岛内的事业结合件数为6件,而到2001年一整年内事业结合
件数达到了1087件,并购地区横及大陆及美国市场,然而历来研究并购绩效都指出并购失败
机率高达50%至75%之间,而跨国并购的难度更高。[2]
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企业并购的活跃,本不完备的并购法制更显落后,为了较好的规范企业的并购活动,从90年代末开始,台湾的相关财经法律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并购法制的改革。台湾的并购法制是从金融服务业的加速整合、朝集团化方向发展开始的。随着全球企业及金融机构竞争的日益激烈,在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影响下,各国各地区纷纷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使得金融行业的并购应运而生。为使岛内金融机构加速整合,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台湾地区先是在2000年12月公布了《金融机构合并法》,继而在2001年7月公布了《金融控股公司法》,以促进金融服务业向专业集团化方向发展。然而,上述两法案仅适用于金融机构,不及于一般企业。由于一般企业所适用的公司法制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台湾于2001年11月又大幅修正了公司法制,增加了并购、换股及分割等机制,以适应企业并购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台湾更在2002年初公布施行了《企业并购法》、《证券交易法》修正案及《公平交易法》修正案,开启了为企业并购制定专门法的先例。2004年,台湾又大幅修订了《企业并购法》。[3]
(二)主要内容
台湾《企业并购法》共计六章50条:第一章<总则>,主要涉及该法的宗旨、适用范围、主管机关、一些有较普遍意义的用语的定义、普遍的适用原则、并购中的公司各机关职责、劳工保护等诸方面内容。第二章<合并、收购及分割>,是本法的核心,分为<合并>、<收购>、<分割>三节,第一节<合并>部分主要规定了企业合并的一般事宜,包括公司合并决议的做出与通过、合并契约的做出与记载事项、不同形式的公司的合并以及跨国合并、债权人公告、合并后债权债务的处理、合并公告等内容;第二节<收购>部分规定了企业收购的一般事宜,包括概括承受与概括让与、子公司收购母公司、股份转换、上市(柜)公司股份转换等内容;第三节<分割>部分规定了企业分割的一般事宜,主要包括分割决议的做出、通过、公告以及分割计画(划)的记载事项等内容。第三章<租税措施>,主要规定了一系列与并购有关的税收监管措施及优惠政策。第四章<金融措施>,规定了与并购相关的金融事宜。第五章<公司重整之组织再造>,规定了并购规划以及以并购方式进行重整的系列事项。第六章<附则>,为杂项规定,涉及该法的生效日期等内容。
(三)主要特色
台湾《企业并购法》是在全球并购浪潮再次兴起的大环境下出台的,它既传承了台湾大陆法的传统,又引入了英美法中的一些制度,较为灵活的适应了全球化潮流中台湾企业的并购活动,对岛内企业并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4]自《企业并购法》发布以来,“经济部”仅隔两年便对该法条文做出大幅修正,使得一些制度更臻完善。将该法与台湾其他并购法令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企业并购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制定专门法,作为企业并购的一般规则。《企业并购法》对《公司法》及企业的一般活动而言是特别法,而对于企业并购以及此前的《金融机构合并法》等法律法令而言则为一般法。企业于并购时,往往涉及到公司、证券、金融、合同、劳动保护等多种法律关系,适用的法律规范也错综复杂,如果根据企业并购的特殊性,将涉及到并购事宜的相关规定专门制定于一部法律,不仅可以便利企业并购时对其统一适用,也可以减少并购立法中政出多门的混乱,从而改善多部法律不易协调的局面。当然,此处的统一立法是专门针对企业并购的一般原则、规则、程序、方式等内容而言,并不否认公司、证券等相关法律的一般法律原理。也正是基于此,《企业并购法》于其第2条规定:“公司之并购,依本法之规定;本法未规定者,依公司法、证券交易法、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公平交易法、劳动基准法、外国人投资条例及其他法律之规定。金融机构之并购,依金融机构合并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规定;该二法未规定者,依本法之规定。”
2、便利企业并购、鼓励企业并购。便利企业并购作为《企业并购法》的立法取向,贯穿于整部法典的始终。《企业并购法》开宗明义地指出:“为利企业以并购进行组织调整,发挥企业经营效率,特制定本法。”与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公司法》相比,《企业并购法》中的一些制度对企业并购的限制逐步放开,对一些程序性事项做出简化性规定。具体而言,包括企业合并程序的简化、以信托或证明方式处理债权人异议、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程序的简化、股份转让制度的创设、公司重整之组织再造等规定,都不同程度地为企业并购开启了方便之门,这也因此而成为该法的一大特色。例如,在第二章第一节规定的合并程序中,《企业并购法》第19条确立了“简易合并”制度,规定公司合并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发行股份之子公司时,得作成合并契约,经各公司董事会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决议行之。这一规定与《公司法》第317条[5]相比,无需公司再召开股东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并构程序。再如,《企业并购法》放宽了法定合并的对价,传统上的法定合并都是以换股为对价,《企业并购法》总则第4条[6]则容许以存续或新设公司的股份、现金或其他财产做为对价,以助股权整合并大幅增加并购活动的设计空间与多元性。[7]
另外,《企业并购法》的一项重要宗旨在于鼓励企业并购。鼓励企业并购表现在鼓励跨地区跨境并购、实行税收措施、金融措施优惠等多方面。例如,《企业并购法》第三章专章用了10个条款对企业并购的税收措施及其优惠进行了规定,占全部法条的1/5。《企业并购法》实施以前,依照台湾地区法令,企业合并欲享受规费或租税措施,须依《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并经“经济部”核准,方能享有免征印花税、契税与寄存土地增值税等优惠,且存续公司得有条件承受消灭公司之投资减抵。如果并购企业属于银行、证券、保险或信托等金融机构,则可适用《金融机构合并法》所规定的诸多税务优惠,现在,《企业并购法》基本上已将上述优惠措施全部纳入,使得一般公司的合并也能享受规费、税务及会计之优惠。[8]同时,《企业并购法》第44条规定,企业并购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适用《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第21条[9]之规定,使得企业并购在特定条件下可申请“行政院”开发基金,这一规定不仅使得企业在合并、收购、分割过程中有可能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及政府保护,也彰显了《企业并购法》鼓励并购之立法精神。
3、提供多元并购方式,排除现行法律障碍。《企业并购法》规定了多种并购方式,突破了此前法令的一些规定,使得企业可以选择成本最低、程序最适合的并购方式。《企业并购法》第二章规定了企业的合并、收购与分割制度。就合并而言,《企业并购法》规定了一般合并、简易合并、非对抗式合并、跨境合并等方式;就收购而言,该法规定了概括让与及概括承受、股份转换等方式,规定了转换上市(柜)机制;另外该法还及时引入了公司分割制度。这些规定细化了《公司法》的一般性规定,为企业并购提供了较为宽松的选择和比较具体的操作模式。
除了在并购方式上有了统一规定外,《企业并购法》的许多规定也突破了台湾地区的《公司法》,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该法明文规定企业并购中的许多情况可以不受《公司法》之限制,例如该法第8条、第9条、第11条、第29条、第30条等条文中都有对《公司法》相关条款排除
适用的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企业并购时可免受上位法相关条款的制约。此外,如降低公司合并或解散之股东会决议门槛,放宽允许公司股份买回之情形及条件等,皆系排除现行相关法令对公司进行并购所不必要之限制。[10]
4、鼓励并购与防止垄断并行。并购是垄断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台湾《企业并购法》被赋予了鼓励并购、促进投资的使命,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垄断就可以在台湾岛内大行其道。2002年《企业并购法》实施之初,与其一并出台的还有《证券交易法》修正草案和《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被称为“企业并购三法”,之所以有如此称号,是因为《证券交易法》在上市(柜)公司并购领域与《公平交易法》在反垄断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公平交易法》发布于1991年1月,发布之前曾经过10余年的酝酿。该法的实施标志着台湾经济管制时期的结束,对岛内各类企业的经营和产业政策、经济环境及产销习惯等均产生重大影响。[11]该法的最大特色就是将反垄断法的规范和对不正当竞争的规范集于一身,单一法典涵盖双重法域。其规定的限制竞争行为包括联合、限制交易相对人活动自由、杯葛(联合抵制行为,boycott)、差别待遇、拒绝入会、恐吓等,囿于篇幅,此处不再详细介绍。其修正草案与《企业并购法》的同时出台,表明了台湾在鼓励企业并购时并未放松对垄断的防范。
5、注重劳工利益保护。劳工合法利益的保护往往是企业并购中的重要问题,台湾的《劳工基准法》、《企业并购法》、《金融机构合并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对企业并购中的劳工问题有不同的规定。相对于《劳工基准法》而言,《企业并购法》在劳工合法利益的保护问题上,规定得较为灵活,主要表现在退休准备金移拨、员工留用等方面。例如,在劳工退休准备金问题上,《企业并购法》规定劳工退休准备金得因并购案件涉及员工承受的状况时,移转至新雇主, 也就是予以“可携性”(portability)。[12]《企业并购法》第15条明文规定因合并、让与或被分割而消灭公司之劳工退休准备金,采取随劳工移转的基本原则,得于支付非留用劳工退休金及资遣费后,移转至并购后新设、存续或受让公司之劳工退休准备金专户,以保障留用劳工的权益,并且使进行企业并购的公司间能合理分担因并购所生的劳动成本。此外,由于现行公司多有未依法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的现象,为保障劳工权益,平衡参与企业并购公司的权利义务,《企业并购法》特别规定,原雇主在移转退休准备金至新雇主专户前,应提拨的退休准备金应达到劳工法令相关规定申请暂停提拨的数额。
关于员工留用问题,《劳工基准法》第20条[13]和《企业并购法》第16条[14]均有明确规定,然而《企业并购法》的保护是否更为有利,学界观点不一。有的认为《企业并购法》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推动工商发展,可能最不利于劳工者;[15]有的认为《企业并购法》第16条之规定已经赋予了被收购公司员工与收购公司的协商权,保护了劳工利益。[16]然而,不论如何,台湾“经济部”正在起草的《企业并购法》第二次修正草案中建议“存续公司必须概括承受消灭公司与劳工间的劳动契约”,[17]如果这一条款明确出现在未来的《企业并购法》中,则依据概括承继的原则,企业劳工的工作权将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6、引入一系列新制度。《企业并购法》自发布到第一次修正,借鉴了并购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创设了一系列的新制度,例如独立专家制度、表决权信托制度、公司临时管理人制度、公司分割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引进顺应了并购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保护提供了多元手段。
以公司分割制度为例,依《企业并购法》第4条第六项之规定,公司分割是指公司依《企业并购法》或者其他法律规定,将其经济上成为独立整体的营业部门的财产(含资产及负债)以现物作为对既存公司或新设公司的出资,从而由该出资公司或该公司股东取得他公司新设发行或发行新股的股份,并由他公司概括承受该营业部门的资产与负债。公司分割制度的功能在于企业可以迅速缩小规模,并且利用特定部门的分离独立,实现企业经营的专业化与效率化。但是,其中又涉及到股东、债权人、公司员工等利害关系人权益的保护,因此该制度设计的利益关系较为复杂。公司分割制度类似于大陆《公司法》中的公司分立制度,然而,台湾地区的商事法长期以来缺乏公司分割制度,而过去实务上所运用的方式,原则上限于公司设立或增资时的现物或财产出资,甚至于利用《公司法》第185条营业让与的方式,以间接达到公司分割的目的。但是这些方式未必能完全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存在不足之处。[18]2001年《公司法》修正时引入公司分割制度后,《企业并购法》也对其作出规定,从而为公司分割需履行的程序以及法律效果提供了法源。
此外,对于企业并购的许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不同,对其所采取的立场也有严格和宽松之不同。依据台湾地区之规定,一般公司仅需向“经济部”登记,并无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企业并购时亦无须得到其事先许可。但若干高度管制产业之并购(如银行、证券、保险与电信),均必须经过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如“财政部”或“交通部”)之事先许可。[19]
二、台湾《企业并购法》对大陆并购立法的启示
规范化、市场化的企业并购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撑。我国台湾地区以《公司法》、《企业并购法》为主干的并购法律法令历经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一个体系较为完善、内容较为丰富、特色较为鲜明的法律框架。台湾地区的《企业并购法》深深植根于台湾地区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环境,以促进企业并购为宗旨,以专门法为立法形式,在许多制度上突破了台湾地区《民法》、《公司法》之规定,其立法宗旨、立法模式以及制度安排等无疑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一)立法宗旨的启示
企业并购是一种市场行为,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调整企业并购的法律应当坚持以私法为本位。台湾地区《企业并购法》的立法宗旨在于鼓励企业并购,正如该法开篇所指出的那样,该法规范企业并购的出发点在于鼓励企业走出困境,创造财富,通过并购来争取企业自身发展的空间。在其主要内容当中,权利性规范多,义务性规范少,赋予企业的自主创新多,对企业并购的管制少,尤其是其在税收、金融措施上的优惠,较有利于促进企业并购的顺利进行。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大陆各类企业的并购活动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关于并购的法律框架也逐渐搭建起来,初步形成了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行业自律性文件为主要支架的并购法律体系。毫无疑问,这些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出台为不断活跃的并购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指引和政策支持,对我国企业并购活动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然而,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并购市场相比,我国的企业并购活动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政府、中介机构以及其他相关主体对企业并购的认识在某些方面还尚待深化,加之企业并购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活动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与社会风险,因而长期以来,市场管理者对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较为谨慎,并贯穿到法律法规当中。例如,在外资并购领域,市场管理者的态度就经历了从排斥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始于1992年。当时,诸多国外大公司、大财团纷至沓来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直至1995年北旅事件的发生,对市场和管理者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使得我国对待外资并购的态度逐渐谨慎。[20]1995年秋,国务院发布《关于暂停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通知》,致使悄然兴起的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活动嘎然而止,从此我国的外资并购进入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冷冻期”。[21]直至2002年11月1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才解除了国务院长达七年的暂停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禁令,确立了外资直接投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合法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企业并购浪潮的不断掀起,国内并购市场上大小规模的并购交易也频繁发生,交易额度逐年上升,外资、民资以并购方式投资的热情高涨,同时,中国企业频频出手海外,不断进行跨国并购。有报道称,仅2005年中,中国企业参与的并购交易达1707宗,数额总计315亿美元。[22]当并购已经成为一种市场化的交易行为时,法律应当如何对其进行规范、引导,如何兼顾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与社会风险的最小化,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毋庸置疑,企业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其在促使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产生规模效应,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滋生着行业垄断、非理性投资、规避公司法律制度以及外国企业控制东道国经济命脉等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但是,根本而言,企业并购作为一种资本运作的重要手段,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理性发展的重要表现,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特征就是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而市场化的企业并购行为正是这一规律的表现,因此其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乃至鼓励。在这一方面,台湾地区《企业并购法》的立法宗旨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大陆地区制定有关企业并购的法律法规时,我们应当着眼于企业并购的市场化动因以及其所能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从促进企业并购便利进行的角度进行立法,并通过具体制度防范企业并购隐含的风险,而非对其进行不必要的限制。
(二)立法技术的启示
在并购的立法技术与模式方面,台湾的《企业并购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较好的路径,即以专门法的形式规范企业并购行为。并购立法模式的选择,大概有三种路径:一是以政策代替法律,即随着国内外并购市场的发展,逐步出台相关政策,灵活规范企业并购活动,而并不专门进行立法;二是针对不同市场的并购活动分别制定专门的并购法,例如,证券市场领域的并购活动适用《证券法》,针对外资并购制定《外商投资法》或《外资并购法》,针对产权市场并购制定产权市场并购的相关法律;三是制定一部统一性的并购法,使其能够为各个市场的企业并购提供统一的立法指向。尽管这三种立法模式各有优劣,但相比之下,台湾的《企业并购法》至少以其较为成功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立法思路,即以一部专门法来规范各个市场的企业并购行为,打破目前各法规效力层次较低且互有冲突的局面,这无疑是一种较为科学的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企业并购法律体系由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自律性文件甚至政策构成,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效力层次较低。目前,除了《公司法》、《证券法》以外,我国关于企业并购的立法大部分是国务院及其部委所颁布的《条例》、《办法》、《通知》等行政法规、规章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部委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很多内容属于政策性质,或属于内部的规范性文件性质,它们的级别层次很低,缺乏相应的透明度,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并购法律体系的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二是缺乏统一规定。如上所述,目前我国企业并购的法律体系由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构成,除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外,绝大多数规范性文件都是由国务院的一些行政机构颁布的,如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等部门都先后颁布过涉及企业并购的部门规章。
这样众多的立法主体都相对各自为政地对企业并购活动进行规范,使得我国关于企业并购的法律法规十分零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法律规范发生冲突的现象;三是存在法律空白点,纵观现存的企业并购法律法规,不难发现,我国的企业并购立法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虽然调整企业并购行为的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存在着法律空白点,例如反垄断法的缺失以及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的不完善,都是亟待并购立法统一解决的问题。基于以上理由,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并购法》,我们认为,应该统一并购立法,并适时出台高位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企业并购法律体系。
注释:
史建三,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贺大伟,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民商法硕士。
[1] 李非著:《台湾经济发展通论》,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2] 参见台湾经济研究院于2004年5月接受“经济部”《台湾厂商跨国并购环境分析及政府在企业国际化之角色》项目之计划书。
[3] 《企业并购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草案总说明》中对修正《企业并购法》的理由进行了说明,指出:“《企业并购法》自2002年2月6日公布施行迄今,已逾一年,企业利用合并、收购或分割方式进行产业调整与企业转型之案例与日俱增。为因应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企业并购法制之完备及明确,势所必需,并就有碍于企业进行并购之规定予以松绑,以强化台湾企业之国际竞争力及提升经营效率,爰拟具「企业并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4] 据联合早报网报道,台湾在2002年2月6日施行“企业并购法”之后,平均每4天就完成一起并购案。参见http://www.zaobao.com/stock/pages13/tw050905a.html,2005年9月5日。
[5] 台湾地区《公司法》第317条规定:“公司分割或与他公司合并时,董事会应就分割、合并有关事项,作成分割计画、合并契约,提出于股东会”
[6] 《企业并购法》第4条第三项规定:“合并: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参与之公司全部消灭,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灭公司之全部权利义务;或参与之其中一公司存续,由存续公司概括承受消灭公司之全部权利义务,并以存续或新设公司之股份、或其它公司之股份、现金或其他财产作为对价之行为。”
[7] 刘绍梁:《台湾并购法制的蜕变与前瞻》,载台湾《经社法制论丛》第32期。
[8] 刘瑞霖:《企业跨国并购之法律规划》,《财经法律与企业经营——兼述两岸相关财经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9] 台湾地区《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第21条专门对“行政院”开发基金的设立、运转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10] 李礼仲:《企业并购法之探讨》,载《台湾律师杂志》2002年5月号。
[11] 宋锡祥著:《现代台湾地区法律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12] 刘绍梁:《台湾并购法制的蜕变与前瞻》,载台湾《经社法制论丛》第32期。
[13] 台湾《劳动基准法》第20条规定:“事业单位改组或转让时,除新旧雇主商定留用之劳工外,其余劳工应依第16条规定期间预告终止契约,并应依第十七条规定发给劳工资遣费。其留用之劳工工作年资,应由新雇主继续予以承认。”
[14] 台湾《企业并购法》第16条规定:“购后存续公司、新设公司或受让公司应于并购基准日三十日前,以书面载明劳动条件通知新旧雇主商定留用之劳工。该受通知之劳工,应于受通知日起十日内,以书面通知新雇主是否同意留用,届期未为通知者,视为同意留用。前项同意留用之劳工,因个人因素不愿留任时,不得请求雇主给予资遣费。 留用劳工于并购前在消灭公司、让与公司或被分割公司之工作年资,并购后存续公司、新设公司或受让公司应予以承认。”
[15] 王健、宋永泉:《公司合并与职工权益保护》,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
[16] 《研拟企并法修正草案出炉 保障劳工工作权》,参见http://www.lawbank.com.tw/fnews/news.php?type_id=1&seq=1&nid=37343,2005-12-28。
[17] 《研拟企并法修正草案出炉 保障劳工工作权》,参见http://www.lawbank.com.tw/fnews/news.php?type_id=1&seq=1&nid=37343,2005-12-28。
[18] 梁秀芳:《公司分割制度研究》,参见台湾证券交易所出版物《证交资料》第502期,2004年2月出版。
[19] 刘瑞霖:《企业跨国并购之法律规划》,《财经法律与企业经营——兼述两岸相关财经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20] 张远忠著:《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法律问题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1] 其后,国家有关部门又相继发布一些法规与规章,如1997年5月28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1998年9月14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行规定》、1999年8月国家经贸委颁布的《外商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1999年11月1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2000年7月25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2001年10月8日中国证监会和外经贸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2001年11月10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2002年2月21日国务院346号令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等法律文件,大都保持着对外资并购谨慎的态度。
[22] 数据来自中国并购交易网,参见http://www. mergers-china. com/news/detail. asp? id=16131,2006年1月3日。




 
相关内容
> 国企改革: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现代产权制度
> 重庆国企6700亿资产寻求合作
> 上海加速国资重组 近700亿资产等待证券化
 友情链接:天行通  点睛网  广西律师协会 
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版权所有 桂ICP备11004116号-1
地址:广西南宁市五象大道399号龙光国际2号楼29楼全层 邮编:530028    邮箱:gxgh5516950@163.com   电话:0771-5516950、5516951、5516952 传真:0771-3196911